没有什么比对世界末日的恐惧更古老的了。关于世界末日的流行故事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100年左右的美索不达米亚史诗《吉尔伽美什》，这是一首描写世界末日洪水和复仇之神的诗。

但通过电影等大众媒体，我们对世界末日的憧憬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又能告诉我们如何避免这种情况？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包括主任彼得·卡雷瓦（Peter Kareiva）和本科生研究员瓦莱丽·卡兰扎（Valerie Carranza）——调查了1956年至2016年间发行的灾难大片，以获得一个想法。这些电影没有上帝注定的毁灭，它们有各种各样的邪恶因素，包括外星人入侵、基因工程病毒、邪恶的人工智能、全球战争和“技术疯狂”。但他们的调查发现，只有10部电影——或17%——涉及环境灾难。

最常见的反派是企业贪婪，10部影片中有4部（中国综合症、希尔克伍德、艾琳·布罗科维奇和洛拉克斯）的主角是“企业故意污染环境或为了利润而逃避环保措施”。他们写道，其他6部灾难片，电影讲述的是一个未来，地球因为“一个目光短浅的社会，无法采取行动避免环境灾难”而变得无法生存。这些电影中的灾难通常为角色所理解，但没有得到适当的避免。

他们认为，现实生活中最有可能导致世界末日的罪魁祸首莫过于对可能导致全球灾难的生态风险因素的无知。”在好莱坞，环境灾难是人类失败的结果，而不是无知或科学理解上的重大差距。”至关重要的是，这些电影都没有将其可能的未来预测为真正的环境科学或对生态的理解。

Environmental Collapse Films

谁在乎呢？它们只是电影！但他们认为，流行文化对灾难的描述是重要的，因为它们可以引导人们在错误的地方寻找“生存威胁”。人类对气候变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熟悉的公司作恶者没有大众无知那么危险。

据卡雷瓦说：

“We do not want to imply that economic systems or human selfishness are unimportant. There is no question that great harm has been and is being done by what we can only call criminal behavior — either violating existing environmental regulati*** or lobbying against the passage of regulati*** even though scientific evidence of harm is compelling. We acknowledge the presence of such behavior, but argue that an engaged public and effective government can mitigate these threats in time to avert global disasters. In contrast, no amount of public engagement or effective governance can mitigate threats that are unknown or underestimated.”

该论文使用约翰·罗克斯特罗姆（Johan Rockström）的《九大行星边界》（nine planetary Bounders）——该框架于2009年引入，旨在确定“如果越过，可能对人类造成灾难性后果”的环境限制——来确定地球面临的紧迫生存威胁(到目前为止，这九个国家中有四个已经被跨越。）

研究人员认为气候变化、全球淡水循环变化和海洋酸化是最具潜在灾难性的，因为它们涉及“系统变化和经历变化后果之间的巨大滞后时间”

例如，他们利用2012年飓风桑迪对纽约市造成的破坏。平均年气温和降雨量的变化对普通人，甚至对普通地方**来说都不是特别有趣，只有当它们导致极端事件时——比如飓风席卷一座基础设施准备不足的城市——情况才会如此。

他们写道：“与飓风桑迪相关的纽约市破坏性极强的洪水代表了18世纪每500年发生一次的洪水高度，现在每25年发生一次，但预计到2050年将每5年发生一次。“这种极端洪水频率的巨大变化”对纽约市应该采取的保护其基础设施和人口的措施有着深远的影响，”但由于这种情况是间歇性发生的，“高风险……”。。。大多数人都不会注意到。”

虽然大片最关注的是企业贪婪、资源过度开发或技术创新的意外后果，“这些都是人类一再犯下并将继续犯下的错误，但我们的反应往往足以纠正问题。”研究人员写道，我们应该担心的是，是我们的“生态无知”——我们没有计划的灾难**件，因为我们懒得看到它们的到来。